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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现代思想范式之我见

1999-03-10 来源:中华读书报 王岳川 我有话说

90年代的中国,已经不可能脱离全球性的思想学术语境,或疏离当前世界知识语境的诸多因素,去闭门关窗式地书写“自我形象”和“自我身份”,而只能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。在参与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的研究、评介、借鉴、互动的同时,也反省其正负面的双重性。因此,对全球性话语中的“后现代”与“现代”的复杂关系,以及其对现代性弊端加以反拨状况加以洞悉,有可能使中国的现代化之途能尽可能避开其“现代化的陷阱”并减少“现代化的代价”。

西方学者并不回避后现代问题,其研究颇有心得者如德里达、福科、哈贝马斯、杰姆逊、斯潘洛斯、纽曼、德勒兹、伊哈布·哈桑(I.Hassan)和利奥塔德(J.F.Lyotard)等。尤其是后两位,都分别对后现代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描述,列出了多达几十条的基本特征。他们的说法对弄清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可能有些帮助,然而,我又感到某些不满和困惑,因为仅仅零散地堆砌一些特点,仍然有扪象之憾而难以准确地把握后现代的思想范式。

我尝试着从另一角度,即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出发点和基本范式角度,阐释其基本理论维度。似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去看其思想范式,即:反本质主义、反权威主义、反理性主义、反本体论神学、反主体性、反形而上学。

反本质主义。主要是反中心主义。本质主义或中心主义观念,将事物都化约归纳而寻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表象背后的深度,将所有复杂现象都万中取一地抽取本质。这种“理性的霸权”,使人们在把握世界的同时,又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而获得所谓的唯一性。反本质主义、反中心主义则意味着,消解中心性和所谓二元对立中的本质维度,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众多复杂多变、此起彼消的现象。坚持现象重于本质,边缘重于中心,宽容精神重于独断态度,开放的民主氛围重于垄断式思想控制的权力话语。因此,进入后现代话语就意味着要从本质主义的独断论中挣脱出来,一切话语都通过对话而沟通。

反权威主义。即反等级制度和权威性话语。现代性为权威尤其是知识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整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专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阐释权的世界。而后现代主义理论却发现,所谓等级制度或所谓权威话语,均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。如果对僵化的话语加以消解,打破思想的禁锢,那么,这种等级制度就将在后现代的宽容和自由精神中,获得一种相对的价值。当然,如果完全消解权威话语和等级制度,必然使社会丧失秩序和正常运作规律。而每个人人都随心所欲,按主观相对论的思想去把握社会,那么,社会将出现话语沟通和失效的冲突和矛盾。这无疑是后现代的难以消除的自身有限性之所在。

反启蒙主义。即反理性主义和知识精英唯我独尊的启蒙心态。有两种启蒙,一种是人文精神的启蒙,强调心灵和自我意识的觉醒,另一种是工具理性的启蒙,将整个世界置之于理性的、按部就班的实用工具理性之中,人成为手段而非目的。后现代主义力求打破这种工具理性的启蒙,强调以一种非理性、情感性的、人文的差异性去打破同一的整体性,通过把握变化中不变者,辨析流动中的恒定者的思想方法,去获得信息社会中的真正智慧。然而,遗憾的是,后现代主义在对工具理性启蒙加以清算时,又不断地伤害人文理性,使人文精神启蒙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和损毁。

反本体论神学。反本体论神学即反绝对乌托邦。在后现代罢黜了理性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之后,开始重新推衍自己的谱系学,即强调各种对科学、道德、艺术、宗教所提出的永恒性问题,或者是认知问题的仲裁者的那种所谓的理性哲学和启蒙哲学,已经无可挽回地终结了。如今人们仅仅关心一种过程哲学,相信通过自己的活生生的感受性,去对真理、审美、科学、宗教加以真切地把握,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对乌托邦设定的终极实在、上帝、灵魂、永恒等永无答案的问题的追究,而把这种彼岸超越性思维,当作乌托邦诉求加以消解,还原到人的生命感、人的肉身存在和人的当下感的把握。后现代人相信在对世界和人类的无穷多的真实描述中,有一个描述能够适合于自己,藉此来说明世界和人的真实本质。

反主体性。即反那种理念的或绝对理性的主体。后现代主义消解那种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主体,而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,通过他去对这个属人的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陈述。后现代人放弃了对同一性和确定性的追求,而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,不断对文学、历史、政治、科学、社会和文化进行世俗化的评价。这种非神圣主体的个体将那种集体性的乌托邦,还原为个体性的自我存在,它只是自然地宽容地看待事物、标准和争端。因为,任何标准都不可能具有先验绝对性,任何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,而需要人这一存在主体自身不断地去发掘和把握。

反形而上学。后现代化性坚定地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,不再将整个西方哲学运用了两千年的形而上学手法,即用预先未经证明的设定作为自己论证的手段,它拒不承认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,没有第一原理,也没有先验的假设。它要抛弃所有那些形而上学的大话和宏伟叙事,以一种独特的“小型叙事”方式去表述自己对这个世界文化的理解。所以,后现代文化力求去打碎“合法性标准”,从绝对理念、先验设定、终极价值走向具体历史、个体经验和个人的独特阐释。

就此而言,追求非本质性、非中心性,反权威,张扬感性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,反终极价值,强调价值的多样性和真理的不断阐释性,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范式。正惟此,后现代在思维论和价值论上,都使自己获得了与现代性不同的层面,同时也遭遇到诸多新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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